最初外资药企进驻广州，看重的是这里优越的经济“软”环境。后来，在与其他城市的对比中，这种优势渐渐弱化，他们也就失去了继续驻守的理由。 这个外企投资集中的省份，跨国药企却并不看好，投资项目寥寥；作为华南重镇，广州在近年来跨国药企步伐加快的中国投资潮中受到了冷落。 　　 国内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将中国区总部设在广州的跨国药企由于并购的原因正在计划搬离。2007年初，德国先灵在华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先灵（广州）药业有限公司正在准备与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的整合事宜。整合后的新公司总部将设在拜耳医药保健的总部所在地北京。拜耳和先灵近年来在中国的发展迅速，先灵位于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工厂还会作为其重要生产基地继续运作。 　　 日前，商务部公布了“2005~2006年度中国最大的500家外商投资企业（按销售额计）”，上榜的500强企业分布在全国的27个省、市、自治区，广东省上榜企业达到126家，居各省区市之首，但其中没有一家我们所熟识的跨国药企。另据广东省统计局披露的数据：截至2005年底，广东累积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达11.97万个，工商登记注册的实有外商投资企业共5.88万家，居全国之首，其中，过半的世界500强企业已投资于广东。然而这个外企投资集中的省份，跨国药企却并不看好，投资项目寥寥；作为华南重镇，广州在近年来跨国药企步伐加快的中国投资潮中受到了冷落。 　　 究竟是什么缘故使得广州正在跨国药企的中国版图中逐渐被边缘化？广州在跨国药企眼中与北京、上海相比到底差距在哪儿？或许我们可以通过一家十几年前将中国总部选址广州的跨国药企的重心北移看出一点原由来。 边缘化 　　 随着中国医药市场的发展，跨国药企逐渐加大在中国市场的投入，投资重心也开始转移。 　　 “1991年，德国先灵打算在国内建厂，进一步拓展中国区市场，选址的时候看中了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就当时全国各地开发区的发展状况而言，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提供了相当不错的硬件设施；但最重要的是，地方政府与外界接触得比较早，所营造的软件环境很好，政府给了企业强有力的支持，各项办事程序比较符合国际惯例。因此，1992年，先灵（广州）药业有限公司在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式成立。” 　　 “先灵和拜耳合并之后，虽然从技术上来说，我们总公司的注册地点会发生变化，但是我们对广州的承诺是不变的，广东仍是我们的重要生产基地。更重要的是，从长远来看，拜耳集团在广东的投资肯定是会逐渐增加的。”先灵公司企业传讯经理郑林介绍。 　　 可与德国先灵的情况形成对比的是美国百特。百特公司于20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是最早进入中国医疗市场的大型跨国公司之一。百特（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和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合资，于1993年在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兴建了其在国内的第一家工厂，之后的3年内又相继在天津、苏州和上海建厂；百特将中国总部设在上海。 改革开放后最早进入中国的一批跨国药企大都将中国总部设在内陆城市，而非后来的北京、上海，例如西安杨森，天津的大冢、中美史克，无锡的华瑞，苏州胶囊等。随着中国医药市场的发展，跨国药企逐渐加大在中国市场的投入，投资重心也开始转移。例如西安杨森将总部迁至北京。而此后进入中国的跨国药企无一例外地将总部设在北京和上海。 　　 业内人士分析：跨国药企之所以最开始进驻时选择广州，是因为当地政府的支持、硬件条件支撑、优惠的税收政策等等。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本地政府的支持可以减少因当时并不明朗的外商投资政策带来的顾虑；作为最开始建设生产基地的考虑，从硬件环境、人力、土地成本的角度考量，广州都有相对的吸引力。 　　 但以生产制造业见长的广州，在以高风险、高投入、高回报为特征的医药行业逐渐被边缘化似乎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京、沪的理由 　　 目前在中国有投资的跨国药企有近55家，其中绝大部分将中国区总部设在了北京、上海。 　　 2006年3月，德国制药巨头拜耳公司宣布，与其本土竞争对手先灵制药公司达成合并协议，以163亿欧元（约合195亿美元）购并先灵，新公司名为拜耳－先灵制药。2007年，德国拜耳与德国先灵的合并重组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中国区的总部自然而然设立在拜耳中国的所在地北京。 据有关数据显示，目前在中国有投资的跨国药企有近55家，其中绝大部分将中国区总部设在了北京、上海，包括世界排名前十位的制药公司辉瑞、葛兰素史克、赛诺菲安万特、诺华、阿斯利康、罗氏、惠氏等。据业内人士分析，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有二： 其一，在我国，医药是一个政策性很强的行业，如果将总部设在卫生部、SFDA以及制订药价政策的国家发改委所在地的北京，政治中心的优势将有利于其中国区总体战略的制订，同时非常有利于对政府的联络和公关。 　　 其二，上海所在的长三角地区自身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是我国目前最大的医药消费市场，是跨国药企最前沿也是最重视的销售市场。此外，上海作为中国经济金融中心的地位已得到承认，张力巨大，一旦跨国公司能在上海站住脚，它所辐射的将是全国。此外，再加上上海的历史、文化渊源，都使得外资对于上海的认同度很高。 　　 聚群效应 　　 药品作为一种特殊产品，也决定了跨国药企必须靠近市场进行应用技术方面的研究。 　　 跨国药企希望从中国医药市场的高增长中直接分享利益，因此逐渐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投入，中国也已经成为全球最受瞩目的潜力市场；近年来，跨国药企纷纷将研发中心移师中国，而这都要求有研发机构、人才的聚群效应，于是跨国药企开始在北京、上海“扎堆”。 2006年11月，诺华公司宣布，将在上海建立一个综合性的生物医学研发中心，中心的初期投资达1亿美元，将在2007年5月正式投入运营。该中心是目前跨国药企在中国初期投资最大的研发中心，也是继诺和诺德、阿斯利康、礼来、罗氏、葛兰素史克、辉瑞之后又一跨国制药企业在华设立的研发中心。据悉，这批跨国制药企业在华设立研发中心的总投资额已超过5亿美元。 　　 跨国药企在选择总部所在地时还会考虑其同行的总部设在哪里，而药品作为一种特殊产品，也决定了跨国药企必须靠近市场进行应用技术方面的研究，甚至开展专门针对中国市场的研发。如此一来，跨国药企不仅需要我国丰富的人才资源，还需要这里独特的疾病资源。 　　 北京、上海医药科研院校力量的集中为其竞争力加大了筹码。跨国药企对人才的需求多是“外部应用”，即借助一些在医学界有影响的学术权威，将自己独家的药品推向全国。而京沪两地所拥有的国内最有影响的大学、医学研究机构以及权威的医学专家又成为了一个明显优势。 　　 此外，京沪两地的职业经理人市场也十分活跃。就上海来说，以前已经有很多跨国药企将总部设在上海，这必定会造就一大批职业经理人；而新进入的跨国企业，就可以利用现有的人才，节省“拓荒”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