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不易，用人更难 　　知人是用人的前提，但毕竟用人既要根据人才的特点，又要结合事情的难易。用人艺术需要更加深邃的洞察眼光和协调手段，而且用人是以“成败”这个硬指标来检验效果的。 　　康熙深知知人之不易，更知用人之难。唯其如此，他在这两方面都细心体察、慎之又慎。如三藩之乱中，郑经曾与耿精忠合谋进攻广东，耿藩降清后，郑经仍旧纠合旧部骚扰沿海一带，烧杀抢掠，一派海盗行径。康熙知道姚启圣了解东南沿海情况，且能担大任，便起用姚启圣征讨郑经，率兵收复台湾。姚启圣上任后，与地方官员和各路军队通力合作，大败郑军主力。同时采取招抚政策，瓦解郑军内部，先后大约有十三万郑氏官兵归顺清廷，从而使台湾郑氏集团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姚启圣也因此功而被康熙授予兵部尚书之职。 　　姚启圣的个人成就正是康熙的知人之明造就的。在元朝时期，元世祖忽必列的重要谋士许衡就向他提出了“知人不易，用人更难”的观点。 　　许衡曾多次上疏，建议元世祖在用人问题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因为用人是一件高深的学问，知人不易，用人更难。许衡认为官居高位的统治者很难了解下面的人。因为人性有易和险的区别，平易的人容易了解；城府深险的人则不易了解。再则，统治者面对的是一大批人而不是几个人，“寡则易知，众则难知，故在上者难于知下，而在下者易于知上，其势然也。处难知之地，御难知之人，欲其不见欺也难矣。”他还举例说：宋代名臣包拯算是明察之臣了，但他曾受过一个小吏的欺骗。一般官吏，受骗上当后仅仅办错一两件小事，影响较小；君主掌握着予夺、升黜、赏罚乃至生杀之权，如果用人有误，上当受骗，造成的危害则无法估量。况且，君主亦有好恶，看人与用人，难免把自己的感情掺杂其中，这样就使得在下小人有可乘之机。“甚至本无喜也，诳之使喜；本无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爱也，而诳誉之使爱；本无可憎也，而强短之使憎。若是，则进者未必为君子，退者未必为小人。”这样，小人便会“挟其诈术，千蹊万径，以盅君心。”这样的欺骗，即使是尧舜那样的圣明也是防范不及的。 　　许衡还指出，任用了贤能，使其能充分发挥才能也是不容易的。除了贤才难于了解之外，贤才被授予官职也不等于发挥了作用。“人君知之，然君之命之，泛如厮养，贤者有不屑也。”对待任用的人才，随意指使，像对待蓄养的奴隶一样，呼来使去，这样贤者是不会为你效力的。因此，除了识人之外，用人对贤才既要识之、任之，还要待之以礼，宠之以位，信用其言，才能使人真正发挥作用。许衡从知人不易、用人更难的角度，说明如何知人与用人的道理，是很有见地的，不仅对元世祖用人产生过一定影响，后人亦颇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