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3月23日的哈尔滨残杀医生事件，卫生部部长陈竺要求严惩凶手、严厉打击残害医务人员的罪行。同时，卫生部下发通知，要求各级医疗机构和卫生行政部门履行好内部治安保卫职责，包括落实24小时安全值班制度，对门急诊、病房等重点科室，实行24小时安全监控。

　　卫生部的这个“安全通知”，只能算是“技术”上的扬汤止沸；要真正系统化解医患纠纷，还需制度上釜底抽薪。

　　首先，要回归医院的公益性质。在前一轮医改中，政府把医院推向市场，过度市场化，势必偏离了医院的公益本性；在一些医生眼中，病人异化为一张张“缴费单”。正像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所说：由于看病难、看病贵，医院留给患者的第一印象就不是正面的；如果再发生医疗事故，哪怕是轻微的失误，患者内心本就淤积的不满情绪便会被激发。这是医患矛盾激烈的大背景。

　　我国于2009年启动的新医改，旨在纠偏之前的“泛市场化”，提出“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我国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从2003年的16.96%提高到2010年的28.56%；个人支出的比重从2003年的55.87%，下降到2010年的35.52%。如果财政投入的增长势头能保持，那么医院回归公益可期。

　　另一方面，回归公益就意味着公立医院将剥离“特需服务”。比如上海已经明确不再新增公立医院的特需床位，并逐渐缩小已有的特需床位规模。让高端人群去民营医院接受高端服务，不在公立医院的碗里与底层群众抢蛋糕；并且，这也将给予民营医院公平的竞争环境。

　　其次，要构建各方认同的纠纷处理机制，摆脱卫生系统对于医疗鉴定的实际控制。各地“医闹”、杀医案频发，当事人没有选择医疗事故鉴定、民事诉讼等合法渠道，关键是个别患者对于现行的医疗纠纷处理机制的绝望：认为由医学会主导的鉴定机制不公道、不经济。

　　所以，有必要引进“非诉讼纠纷处理机制”，比如美国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制度，它由医生、护士、牧师、社区代表、律师等构成，避免了医生的专断，让纠纷在更透明、更宽松的管道里解决。目前，我国不少地方成立了由卫生、司法等部门组建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其效果还不显著。要树立调解委员会的权威，关键在于摆脱卫生部门的一言堂，彰显其民间性，使医学鉴定与政府管理部门做切割。

　　第三，要切实保障医生的尊严。去年，北京协和医院医生博士章蓉娅在网上晒了自己的工资单：到手工资才2500元！（当月比较特殊，其平时工资为4000多元）。央视记者在曾发生医生被刺伤案的北京同仁医院“蹲点”，“蹲点日记”报道称某医学博士月收入只有1700元。无论是哪个数字，都无法与医学博士的智慧、付出匹配。客观上说，医生成长的周期长，从5年本科到3年硕士，从实习医生到住院医师，人家三十而立，而医生三十岁才刚刚起步。这种情况下，极易导致年青医生的心态失衡，引发与患者的冲突，也会导致年青医生的流失。为扭转这个局面，目前厦门大学已做了“让利”，免除医学院学生的学费。而早在2009年陈竺部长就提出“要从人格和收入上尊重医生”，那么能否出台政策，通过直接补助实习医师、住院医师，切实保障年轻医生的尊严？

　　怨不在大，可畏惟人。一个医患双方都不满意的机制，是不可能维持平衡的，更不能靠加强“安保”压制纠纷。关键在于政府投入，让医疗不再“市场”；关键在于制度构建，让纠纷不需要用极端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