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定松眼圈有些发红，动了感情：“我只要在任一天，这个新型合作医疗就要存在一天，就要搞好一天，对于这一点，我有决心，有信心。” 肖定松，行二，人称肖二哥。与肖定松一道下乡，满耳朵都是“肖二哥”。 　　“肖二哥，坐会儿！” 　　“肖二哥，喝会儿茶！” 　　“肖二哥，烧根烟！” 　　农民们满口热情。肖二哥一脸笑容。 　　“不了，不了！” 　　“改天来，改天来！” 　　肖二哥不住地点头，又不住地摇头。 　　肖定松，都江堰市卫生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办公室主任，都江堰市卫生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按照规则和习俗，应该叫他“肖主任”，更亲切些应该叫做“定松主任”。 　　然而，笔者没有听见农民们这样叫他。 　　问肖二哥：“他们咋个不叫你‘主任’？” 　　肖二哥笑了笑：“他们都晓得我是老知青，从来就叫我肖二哥。” 　　 农民看不起病，肖二哥心头痛 　　 　　肖二哥说：“我这辈子就是和农民打交道的命。” 　　肖二哥1949年出生，在成都长大。1968年下乡到都江堰市农村当知青，后来做了乡村医生，又做了乡镇医院院长。肖二哥一辈子做的，都是与农民的医疗和健康有关的事情。 　　肖二哥早先在乡镇医院当外科医生，十八般武艺样样精到，消毒、麻醉、主刀、助手，做完手术后的清理、打整，他一个人全包。笔者说：“我们看到的外科医生，一脸德高望重，浑身透着威严，周围簇拥着一群助手，手一伸，就有助手递工具，还有助手给擦去额头上的颗子汗。”肖二哥笑道：“那是在城里，在大医院里。做那样的外科医生，是我下辈子的理想。今生我的理想，就是让农民看得起病。” 　　笔者说：“别说农民看不起病，我也看不起病。” 　　肖二哥说：“准确讲，你我这样的人，不是看不起病，是觉得看病太贵了，把那么多的钱拿去看病买药吃，冤。而农民那才真是看不起病！看不起和太贵了，是两码事儿。” 　　肖二哥给笔者讲了一个故事。那还是在他当乡镇医院院长的时候，一个年轻的母亲抱着生病的孩子来医院看病。一检查就知道，孩子患了肺炎。肖二哥问：“咋个不早些来医院？”年轻的母亲说：“原想拖得过去。”肖二哥说：“咋能拖呢？拖到这个时候，已经很严重了！”年轻的母亲说：“才借到了点儿钱。”肖二哥说不出话，无奈地摇摇头。肖二哥只有努力地医治。过了几天，那个年轻的母亲，抱着并没有医治好的孩子悄悄地走了。病房里的人告诉肖二哥，年轻的母亲不知是什么时候走的，只记得头天晚上听她说钱用光了。那时候的肖二哥，已经做了父亲，他明白孩子在母亲心中的地位，他更明白，母亲放弃了对孩子的医治，那一定是到了毫无办法的地步。肖二哥说，这事是他心中永远刻骨铭心的疼痛！ 　　肖二哥给笔者摆了一个他与农民之间的“经典”段子： 　　“得病了咋办？” 　　“拖嘛。” 　　 “拖不过去了呢？” 　　“扯草药吃嘛。” 　　 “草药吃不好呢？” 　　“到药店买点儿药吃嘛。” 　　“还是吃不好呢？” 　　 “打棺材嘛。” 　　肖二哥问：“咋个不去医院呢？” 　　农民苦笑道：“嘿嘿，哪来的钱嘛。” 　　肖二哥说：“这段子，让我笑不出来。”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了“卫生部门也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医改基本上是复制国企改革的模式。2000年2月，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该意见“鼓励各类医疗机构合作、合并”，“共建医疗服务集团”，“赢利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放开，依法自主经营，照章纳税”。医改以来，政府的卫生投入逐步减少，好些地方的基层卫生机构，“基本实现了政府资本完全退出”。各地刮起了拍卖基层公立医院之风。药品流通渠道的市场化，转眼间，不知造就了多少百万富翁、千万富翁。这一切的结果，是把高昂得可怕的药价，转嫁到了患者的身上，“看病贵”，像一座沉重的大山，压在了老百姓头上。 　　肖二哥对笔者说：“你也当过知青，农民有多穷，我不和你多讲你也明白。现在的医院比老虎还要凶，城里人都喊遭不住，你说农民咋个办？！农民也是人呐！” 　　农民咋个办？整个社会都没办法。肖二哥这个狭义上的小官员、广义上的小百姓，更是没有办法。 　　 天上掉下来馅饼 　　 　　2003年5月，都江堰市成为全国首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 　　肖二哥说：“天上掉馅饼了！农民看得起病有望了！” 　　在拍卖农村基层医院的风潮中，都江堰市不为所动，乡村医疗机构不仅没有被卖掉，而且还被“变着花样”地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强。肖二哥作为都江堰市卫生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应该说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肖二哥说：“我不懂得那么多的‘理论’，也不懂得那么多的‘主义’，我只晓得，农民要看病，总得要有地方看呀。” 　　全市170个乡村医院的仍然“健在”，为试点提供了先决条件。 　　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每人每年出10元，中央、省、县各级财政补助20元，个人人头上共计30元，15元进入个人门诊账户作门诊费用，15元进入全市大病统筹，住院报销30％，封顶1.2万元。 　　农民根本就不相信一年30元钱能够看病。 　　这事情，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别说农民不相信，笔者也不相信。 　　肖二哥说：“别说你不相信，开初我也不十分相信。但总还是要想方设法去试一下吧。” 　　于是，就去对农民做入户宣传，动员参加。 　　乡村干部的方式很简单，对农民喊道：“你把那个保险费交了！”农民最不喜欢保险，农民们说：“保啥子险哦，你保险又是来哄我们的钱！我们哪来的钱嘛。” 　　乡村医务人员穿起白大褂去，农民们更是反感，“你们没钱抽烟喝酒了？又来骗钱了是不？你巴不得我得病是不？我病了，你们医院好宰我！”农民们认为穿白衣服是包白孝，不吉利，“白大褂”们被轰了出来。 　　该肖二哥出马了。 　　农民反问肖二哥：“你要我相信30元钱就可以看一年的病，那我给你说我手板心里煎鱼给你吃，你信不信？” 　　肖二哥不停地讲互助互济，讲众人拾柴火焰高，讲大数法则，直讲得嘴里白泡子翻。 　　农民们还是不相信：“你名义上补助我20块钱，你们医院随便开个处方，就把那20块钱收回去了，说不定还要喊我倒掏几十块钱。” 　　肖二哥又不停地讲，又不停地翻白泡子。最后，肖二哥也只好说：“试一下嘛，总要试一下才晓得行不行嘛！” 　　于是，有些农民决定交10块钱试一下。 　　对于那些愿意试一下，而又实在交不起10块钱的贫困户，由全市机关干部对口扶贫，帮他们交。 　 　肖二哥有办法 　　肖二哥对笔者说：“这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也并不容易吃啊！” 　　造成患者看不起病的死结，是高药价和大处方。 　　肖二哥是医生出身，他说：“医院的那些名堂，我晓得。高药价，我没有办法解决，但是，大处方，我有办法。” 　　对于门诊和住院两个部分，肖二哥的两套“手段”，效果奇好。 　　对于门诊部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办公室（简称新合办）规定，乡镇医院门诊处方不能超过10元，村卫生站门诊处方不能超过7元。 　　医生们就跟肖二哥闹：“出了医疗事故我们不负责！” 　　肖二哥一摆手：“出了事故，我负责。但你两次医不好就必须转诊。” 　　笔者问肖二哥：“医生动不动就做高档检查，提笔就尽开好药。你一年才15块钱门诊费，医生咋个给农民看病？” 　　“给你举个例吧，一般的感冒，打柴胡加抗炎药，七八块钱可以治好，吃阿司匹林、磺胺，一块多钱就治得下来。” 　　结果，2004年一年，门诊处方平均7.7元。并且，自试点以来，没有哪个农民出了医疗事故。 　　对于住院部分，新合办请了40多名专家，组成专家评审组，帮农民分析病历，审查处方是否合理，并且规定，农民出院结算，医院垫资按30％先给农民报销，经专家组审查认定合理后，肖二哥才签字划账给医院付款。凡经专家组审查不合理的费用，新合办一律拒付。比如，县医院给头上碰了个青头包的农民做了CT，新合办拒付费用，该用青霉素的医生给用了头孢，新合办只按青霉素付费。医院因乱做高档检查、乱开高档药品造成的医疗费用，新合办拒付。2004年新合办拒付了40多万元。 　　肖二哥对农民讲，过去你住医院，医院宰你几大千没商量，你花了络耳胡那么多钱，也不晓得是咋个回事，冤不冤嘛！现在你花10块钱就买专家给你把关，你说安逸不安逸？农民们都说安逸。 　　除了这两套“手段”，新合办还视违规次数和程度，对违规的医院实行挂牌警告或摘掉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医院”牌子的处分。定点医院当然不愿失去农民患者这个巨大的市场。 　　笔者对肖二哥称赞道：“你硬是有办法！” 　　肖二哥笑道：“不是我有办法，是制度有办法。” 　　在试点运作一年后的2004年8月，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高强，来都江堰市调研。在查看了试点一年多以来的病历和处方资料后，高强发现，所有的门诊处方没有一张超过10元钱。高强连连感叹“没有见过”。 　　2005年新合办还对全市37万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增加了大病特殊补偿。肖二哥给笔者看了一个2005年1～6月的“特殊大病住院补偿统计表”，那上面的七个农民，得到的大病补偿费，最低的是15056元，最高的是72000元。这个不会说话、枯燥无味的统计表，看了让人惊叹！生了那样可怕的大病，就是城里人，不说要倾家荡产，也要伤筋动骨啊！肖二哥说：“我们给这些家庭送补偿金去，那个情景，我不给你描述你也能想像得到，我也眼圈发潮啊！我们的车开出好远了，农民还在远处望着我们的车，还在用手背抹眼泪呐。” 　　2004年新合办大病统筹的报销比例是30％，账上结余了一千多万元。2005年报销比例提高到35％，再除去大病特殊补偿，目前账上还有结余一千多万元。肖二哥说，2006年打算再把报销比例提高一些，达到40％。 　　截至2005年6月底，全市40.5万农业人口中，有37万农民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加率